日前获悉，我国下一步有可能加快推进扶贫立法，这对强化中国扶贫开发的力量，将大有裨益。但是，受体制机制等因素制约，有关扶贫的法律也遇到三个难题：

　　有关专家指出，首先，最现实的问题是，从立法范畴来看，扶贫的对象是谁？一直以来，扶贫开发的对象主要针对农村贫困人口，在新的时期，外出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应纳入扶贫范围？

　　即便按现有扶贫范围不变，扶贫对象的瞄准也存在一定困难。1986年和1994年，国家分两次确定了国家级贫困县592个，进入新世纪，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改称为“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”。有基层工作人员表示，扶贫工作钱少事多，因此在基层落实时，容易出现扶贫“粗放化”现象，虽然有关部门多次强调“进村入户”，但每村扶贫资金依然有限，并不足以解决纷繁的扶贫问题，从而导致力量分散，弱化了扶贫资金的效力。他认为，扶贫部门有限的资金应“好钢用在刀刃上”。

　　尤需指出的是，当前全国仍有大约三分之一贫困人口分布在非重点贫困县(区、市、自治旗)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扶贫开发政策只面对592个“重点县”，将有大量贫困人口享受不到扶贫开发的“特惠”，如何使扶贫更“精准”有待商榷。

　　其次，法律实施的主体是谁？国务院扶贫办作为协调机构，主要工作是协调、调研，研究问题提出建议。但一般而言，协调机构并不能作为执法主体。因此，是否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或者部门？

　　而且，新阶段的扶贫开发不仅是对贫困人口进行补助，更是为其提供发展权利、发展机会、发展条件、发展期待，目前没有哪个部门专门研究、操办此事。从目前中央部委职能看，社会保障部主要面向城市，民政部的主要精力则放在最低生活保障和救灾上，国家发改委关注的则是更宏观层面的问题，对贫困人口的职能覆盖有空白。

　　更进一步，由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，相对贫困问题将是绝对状态。因此，职能调整或成立专门机构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。

　　再次，国家扶贫标准如何确定。一般来说，扶贫标准不能太低，否则，一些贫困人口就难被覆盖；但也不能太高，高扶贫标准，不仅将需要大量的国家财政投入，也容易使一些群体产生对扶贫的依赖心理。

　　目前，国际上有关扶贫标准的确定，主要有四种方法，并无绝对尺度。一为营养法，以每人每天所需摄入的热量支出为基准参照得出；二为平均水平收入比例法。关于此，各国采用标准亦不尽相同；三为人口比例法，即规定一国人口的一定比例为贫困线下人口。第四种即当前世界银行采用的标准，以人均日消费支出1.25美元作为基准贫困线。

　　受访专家指出，以人均日消费支出来确定扶贫线，比以年人均收入为基准更难衡量，但是，它也是目前各国能想到的比较好的办法。

　　针对有关中国扶贫标准和国际趋同的说法，这位专家指出，一方面，中国可以参考国际上的扶贫标准；另一方面，更应立足中国国情，在新时期随人民的要求而不断动态调整，在主要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，还可以逐渐考虑到贫困人口的幸福感和价值感，以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。